当然，去日本留
晚近留日学习，首先要解决留学理念及学费问题，留日毕竟要去国外读书，隔山过水、地生人不熟，语言不通，生活、饮食习惯不同，生命是否安全，都是家长要考虑的问题。晚清留日学生基本来源于有一定知识、特别是有一定开化意识的望族家庭，家长有意识地培养子女，在时代变革、新旧知识更新年代，才能有胆量、有意识支持子女留日学习。
《温州近代史》统计了1905至1911年温州留日学生共有64人，其中，官费18人、自费46人，官费占28%，自费占72%。1917年浙江省留日同乡会统计，温州共有40位留日学生，其中官费13人、自费27人，官费占33%，自费占67%。1929年，《浙江省教育行政周刊》统计，温州共有留日学生36位，其中，官费14人、自费22人，官费占39%，自费占61%。
按照1903年3月《浙江潮》统计，温州共有留日学生24位，官费（包括浙江官费、使馆官费、南洋官费）7人，自费17人，占29%。温州最早留学日本是王鸿年，他在1898年10月以使馆官费留学日本，平阳的游寿宸、陈蔚，瑞安的林调元、黄瓒等四位，1902年3月以南洋官费留学日本，乐清的石铎由杭州府中学堂以浙江省官费选送留学。永嘉的姚广福、项承椿，乐清的钱振埙，平阳的汤国琛、王鋆等五人留学费用是否全部自理、还是有公费补助，有待进一步考证，但同批到同一个学校（弘文学院）进行为期半年培训，疑是某个社会组织（或地方政府）统一组织，具有官费半官费性质，查《浙江潮》这批留学生还有秀水的汪以钟，海宁的陈方铮，在本文统计在自费名单中。
晚近国人留学日本始于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。1903年清政府颁发《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》，规定对学成归国的学生，无论官费自费，按所学程度，授予一定的职位。这极大鼓励了全国各地的学生。一时留日学生甚众，其中温州地区人数也占了较大比率。瑞安学者张小宇、吕长顺编著有《近代温州留日学生名册》，对这一群体作了研究并概括了诸多特点。那么这个数量不少的温州留日学生群体成员大都来自哪些家庭？学费怎么筹措？学的是哪些专业？读的是哪些学校？
自费留学生有8位是瑞安的大户人家子弟，黄曾锴、黄曾延，黄曾铭是黄绍箕的儿子及侄子，林大闾是黄绍箕的外甥；林大同是林大闾的堂兄弟，林文潜是林大闾、林大同的四叔（辈分高，但年纪差不多），孙任是孙锵鸣的儿子，许燊是孙锵鸣家庭老师的许黼宸的儿子。
可见温州留日学生中官费占比在30-40%，自费占60-70%，也就是说1/3是官费，2/3是自费。
温州第一批留学日本家族是黄绍箕家族，有黄绍箕的儿子及侄子黄曾锴、黄曾延、黄曾铭，外甥林大闾，还有林大同（林大闾的堂兄弟），林文潜。黄绍箕是张之洞的幕僚，张之洞提倡留学日本，黄绍箕可能是接受张之洞留学日本理念的第一批人士，张之洞留学日本理念通过黄绍箕影响了温州晚清知识分子群体，这是温州留日学生比较多的主要原因。首先影响是瑞安，瑞安留日学生比较多家族就有：孙氏家族的孙衡、孙任、孙延楷、孙延畛，项氏家族的项沇同、项肩、项骏、项崧（游历员）、项廷骅、项骓，许氏家族的许璇、许燊、许壬、许徵、许铸，林氏家族的林大闾、林大同、林大问、林大勋、林大经、林大囧、林大龄、林大年、林镜平。1904年秋，孙诒让在瑞安飞云阁举行茶话会，邀集瑞安普通学堂高材生的家长参加。在茶话会上，孙诒让鼓励学生家长明年多送子弟到日本留学深造。家长陆续向普通学堂报名欲送子弟出洋留学的，有二十余人。1904年底，瑞安已有30多人在日本留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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